古滇国，小说里绮丽的神秘之地，是真实的存在，还是虚幻的传说？日前在中国航海博物馆揭幕的“印证·滇国——云南古滇文明特展”，以实实在在的考古发现揭晓答案。
这是古滇国考古发现在上海首次系统展示。展览集结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官渡羊甫头、晋宁河泊所等十余处重要考古遗址出土的200余件古滇文明代表性文物珍品，以史诗叙事、从多重维度探寻辉煌灿烂的古滇文明，呈现古滇国融入华夏的历史进程，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其中，一级文物29件，珍贵文物占比逾七成，众多青铜重器难得一见。
古滇国是否真实存在
据记载，战国秦汉时期，云南曾经有一个强盛的王国，《史记》中称之为“滇”。然而，就在司马迁将它载入史册后不久，“滇”却从正史中神秘“消失”，再无详述。直到1956年“滇王之印”在晋宁石寨山滇国王族墓地被发现，才使古滇王国的光辉重现，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悬案终被破解。
展开剩余76%作为古滇国历史最重要的物证，该印章原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从本次展出的复制件可以看出，这是一枚纯金质地印章，蛇形印钮，印面凿刻“滇王之印”四字，与《史记》中汉武帝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记载相印证，证实滇国是战国秦汉时期我国西南边疆滇池一带的古国。
而“滇国”之名首次出现，是在一枚西汉的“滇国相印”封泥上。它出土自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是中央王朝经略西南边疆的珍贵物证。该封泥与1956年发现的“滇王之印”金印形成互证，印证了《史记》中的记载：汉武帝在元封二年（前109年）征服滇国后，采取“郡国并行”策略——保留滇王称号并赐金印，同时设立益州郡并派驻人员实施行政管理。“相”，是汉王朝在滇国设置的最高行政长官。
此番亮相的一件东汉时期孔雀盖提梁铜壶，是汉滇文化融合的生动见证。该铜壶盖顶铸开屏孔雀，羽冠高扬，尾翎华美；壶身配龙形提梁及衔环铺首，形制承自中原。滇地孔雀与汉式器形完美相融，既是艺术审美的碰撞，更是古滇文明与中原文明的相遇。
古滇人如何生活
考古铁证，让古滇国走出史籍迷雾，成为一段确凿的信史。那么，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古滇人是怎样生活的？古滇人通过高超的冶铸技艺、写实的表现手法，将社会生活立体铸造在青铜器上，铸造了无声史书。
其中，滇国的贮贝器和扣饰最具特色，在其他地区尚未发现。贮贝器是两汉时期云南滇国贵族用于贮藏海贝的青铜容器，被称为古滇国的“存钱罐”，器盖多铸有立体人物及动物造型。本次展出的一件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是目前仅存的四件叠鼓形贮贝器之一，器盖上雕铸了生动立体的狩猎场面，骑士策马逐鹿，猎人持矛合围，犬、兔奔腾其间，堪称古滇青铜技艺巅峰之作。
而一件仿铜鼓形制的贮贝器则记录下当时的祭祀场面——器盖中央立喇叭形祭柱，三十五人物环柱而行，在乘坐肩舆的滇国贵妇主持下，春耕祭祀与集市贸易活动正如火如荼。
扣饰是滇国特有的装饰用品。由金腰带和圆形铜扣饰组合而成一套饰件亮相展厅，尽显古滇贵族装饰之奢华。其中央镶红玛瑙，外环嵌绿松石，背面设L形扣可与腰带相连。一件西汉的房屋模型铜扣饰，刻画出古滇人的住宅形制。这件精巧的房屋模型整体为干栏式结构，分上、下两层，二楼中间为单井井干式楼室。
一件持伞男铜俑，则真实再现了滇人形象与服饰。这是滇国特色的高等级随葬明器，男俑作跪坐持伞之姿，出土时成对置于棺木两端。
透过文物凝固的历史瞬间，沿着考古勾勒的王国轮廓，观众得以走进古滇人的世界，见证他们如何在红土之上，建立起生机勃勃的家园，也感受他们在与其他族群的碰撞融合中展现出的非凡适应力与包容性。比如，本次展出的二人盘舞鎏金铜扣饰上，两位高鼻深目的舞者执盘而舞，身姿矫健，衣带生风，其容其装异于滇人，或是远自北疆的“塞人”。整件扣饰充满异域风情，是多元文化激荡的璀璨结晶。
而耀目的压花牛首纹金剑鞘，由黄金压制而成，分为三段，上段的压花牛首纹样融合了滇地风尚与草原气息，既彰显持剑者尊贵身份，亦见证古滇与北方草原文明的艺术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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